萨拉热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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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故事具有早期苏格兰诗歌的深度和气势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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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,我们谈论着国家在复兴阶段经历的磨难,那包含着生和死的剧痛折磨。回到宾馆时,我们还为刚才心满意足的聆听而两眼放光,看到康斯坦丁,就不约而同地示意彼此闭嘴。他衣着光鲜,神色黯淡地独自坐在咖啡厅里,在一群白俄罗斯人中间;一张报纸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摊开。“我们能和你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吗?”我怯怯地问。“当然,当然。”他回答。我们一落座,就感到了扑面而来的伤害,以及微笑的沉默。我丈夫清了清嗓子,问:“在山上过得愉快吗?”“我没去,我不愿意去。”他简短地回答。然后又陷入沉默。最后他问:“你们呢?我想,一定是和你们矿场的朋友一起,度过了愉快的一天?”带着负疚感,我们承认了。“我很高兴,”他说,“我非常地高兴。

也许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在矿场上并不总是这么开心的。”“什么意思?”我丈夫问,“是在批评英国公司对矿场的所有权吗?”康斯坦丁严肃地点点头:“是的,特许权是作为奖励,给我们一个伟大政治家的。他的儿子把特许权出售。但他可能不是很聪明,全世界都知道,和英国人做生意必须很聪明,可能还不只是聪明。”他扬了扬眉头,耸了一下肩。“所以,他可能就犯下了错误,错误也许会被纠正过来。”“但交易不可能存在欺诈,”我丈夫说,“我认识公司的主席,更重要的是,我知道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名声,公司和员工的名声,那不是他们的行事方式。另外,这也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。

在看到回报之前,公司投了万镑在矿上。如果矿场是盗取的,他们随时会被踢出局,就不会在矿场上这么大笔地投钱了。”康斯坦丁又耸了耸肩。“你是个城市人,”他说,“伦敦人。当然你看你的同胞们都是好的。可我们是更简单的民族。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同。基于我们所看到的,也许某一天我们会采取行动。”沉默。我们郁郁地喝完咖啡,正准备起身离去时,一个年轻男子停在我们桌旁。

他的穿着更像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。“晚上好,康斯坦丁先生,”他用法语说,眼角的余光瞟了我们一眼,“康斯坦丁先生,一位诗人,一位政府公务员。”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,就像在贝尔格莱德、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的一样,不能原谅康斯坦丁离开反对派阵营,他们对他的评论显失公平。“就为了一把银子,他离开了我们,就为了衣服上的一根绶带。”“晚上好,”康斯坦丁说,然后向我们解释,“这个年轻作家白天在矿上图书馆上班。我和他很熟,到处都是我的朋友。”年轻人接着说:“为什么你摆张讨厌的破报纸在面前?你知道那上面全是恶心的谎言。

矿场的这些人,也是肮脏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,但他们在那样的条件下尽力想当好人。都是胡说,不知所云,荒唐,关于矿场的所有权。你心知肚明,你知道,这些报纸都是德国人在出资,就是因为纳粹想把他们的爪子伸进我们的国家。可是你和贝尔格莱德那伙该死的恶棍,你们让流氓发行这些满篇谎言的报纸,让他们威胁我们这个不幸国家里为数不多的正直机构。”“我们没有,”康斯坦丁吼道,“我们一发现它们出版就压制过。

这些卑鄙的东西反复出现,我们总是派人去追踪捣毁它们,我们把它们踩成垃圾,它们本来就是垃圾!”他痛苦地扫视我们,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矛盾,现在他太分裂了,已经没办法从这个困局脱身,也不能自嘲或假装什么,尽管他思维敏捷的才能让他比大多数人都精于此道;他明显的不一致下面其实有着微妙的一致性。

我们做不了什么,只得起身道了晚安。我们在城里又待了一天,但我们一直都没法让康斯坦丁结识麦克先生——这个他一定会喜欢,甚至喜爱的人,因为康斯坦丁具备对伟大的鉴赏能力,还因为他们两人怀着对南斯拉夫共同的爱。那天下午,麦克先生和我丈夫沉溺在关于粉碎厂专门术语的最后痴迷中,我和麦克太太一起坐在她家花园的石阶上,眺望群山和山谷。小河流过,在可爱的绿草地之间倒映着垂柳。

我像一个独守着蜜罐的小孩,因为眼前的这位女性,像许多苏格兰女性一样,具备小说家的所有核心天赋。她被放逐了太久,乡情浓厚。她的一半谈话是在重写我们眼前的风景,用英国艾尔郡覆盖老塞尔维亚,着色鲜活生动。她一笔一笔地构建起图画,诚实而坚定,像德加年轻时画的肖像。她说起她的母亲,四十年前居住在苏格兰的一位寡妇。她每次出门时都穿着丧服,要精心尽一番礼数。我似乎又看到、闻到了厚重的黑色泡泡纱,触到了浆过的白色衣领那硬直的边缘,带着敬畏和疑惑,凝视着那带有安眠药效的凝重面色。那是那个时代寡妇的特征,表明忧悒不欢和降格的满足感一直在伴随着她们。

她讲述的语调冷静,情感却像刚从眼里、心里萌生出来,鲜活地向外喷涌。她告诉我,自己年轻时的性格怎样被改变,变得随和,但少了青年时期应有的欢快。改变的起因是她和麦克先生漫长的订婚。麦克先生那时在国外寻找财富,非常不确定是否能让他俩的订婚走向结婚。麦克太太的全部春天都笼罩了一层伤心的阴云:“年复一年地为这事心心念念,感觉不那么好。”她经常觉得,人们会认为她迟钝,是个失败者,她很想一诉衷肠。但是,把自己希望发生的,说得像已经在发生的事,这是在对神进行误导。

她的故事具有早期苏格兰诗歌的深度和气势,以威廉·邓巴[插图]和道格拉斯的《埃涅阿斯纪》为代表。这位女性有着敏锐过人的观察力和执着的标准。她和麦克先生结婚几有三十年,婚姻并不像显微镜那样神奇,但麦克先生通过了她所有的严查细究以及测试。现在,他成了她的生活。她一直提到自己的父亲。“你看见山脚下对着这幢房子的方形白色大建筑了吗?那是公司给这片地区的学校。他们为此非常高兴,房子从奠基开始,有特别多的事情要做。说起来你可能不信,那里有个牧师。

我们本以为他是去做祷告,为那个地方祈福的。但他们突然抬出一只羊羔,他割断了那可怜的小东西的喉咙,血溅满了奠基石。我想那个和基督教教义无关。那是他们自己的地方,我父亲总这么说。那是他们自己的地方,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。他们挺有意思的,你瞧,他们把学校修得太大了。

那是他们的缺点之一,他们把什么都修得太大。他们在米特罗维察修了座市政厅。你可以想象,那规模看上去简直像英国的格拉斯哥。但父亲说为这个和他们发脾气没用。你只能在自己这边考虑应对,当他们那边陷入麻烦的时候,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怎样让自己陷入麻烦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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